在采访写作中，我深刻体认到，英雄与常人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英雄的壮举理应受到称颂，但千千万万并无壮举的“英雄”的小事、琐事、好事，也同样难能可贵。

　　今年是张思德同志牺牲80周年，也是毛泽东同志发表《为人民服务》80周年。1944年9月5日，革命战士张思德带领战友们在陕北安塞烧炭时遭遇炭窑坍塌而牺牲。这位18岁参军、22岁入党、爬雪山过草地的平凡又不平凡的革命战士，牺牲时年仅29岁。

　　我写《张思德传》时，张思德的战友幸存者寥寥无几。我有一种使命感与紧迫感：抢救“活资料”，时不我待！这些“活资料”越多，张思德的文学传记就越真实。而真实，正是传记文学这一文体的根本。为了求真求实，我深入张思德生前所在部队、出生入死的战地、延安执勤的窑洞、牺牲时的深山炭窑以及他的家乡，力求找到亲历者和当事人，找到尽可能多的第一手资料。

　　在长征中，张思德“尝百草”差点中毒，过草地时冒险抢救身陷泥潭的战友，行军途中捡到食材会第一时间煮好送给伤病员……这些事迹，都是我先后7次采访张思德的班长杜泽州获得的。张思德在延安执勤和在南泥湾搞生产以及进山烧炭的具体情况，是张思德当中央警备团通信班长时，曾与他同盖一床被子的战士陈耀绘声绘色讲述的。张思德烧炭牺牲时的详情，是炭窑崩塌那天，亲身进洞抢救的老八路朱旭明回忆的。我到张思德家乡采访时，他的儿时玩伴已经80多岁高龄。这位老人在村旁的元滩河畔和村后的雨台山坡上边走边讲，将张思德放牛砍柴的艰辛与当儿童团员扛红缨枪站岗放哨的豪迈一一道来……所有这些宝贵素材，都为写作增添了现场感和年代感，也成就了传记文学的质感。

　　传记文学是纪实性与文学性兼而有之的文体。“实”是前提，但也不排除必要的艺术加工。如果对一些生活细节没有“合理想象”与“合理恢复”的话，很难有可读性和艺术感染力。比如，在写到张思德孩提时代，与放牛娃伙伴玩打水漂、打柴靶等游戏时，我就很自然地融进了自己儿时当放牛娃的生活体验。再如传记的开头，就是根据那年到韩家湾寻访张思德儿时玩伴时，在韩家湾后山看到林木森森、云锁雾重的景象，结合时代背景，予以情景再现和想象加工而成，收到较好的艺术效果。

　　张思德是无数默默无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战士的缩影。在我几十年的军旅生涯中，遇到了很多像他一样不图名不为利、默默付出的同志。在采访写作中，我深刻体认到，英雄与常人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有些平时看起来不显山不露水的常人，在战斗发生、抗洪抢险、群众遇难等危急关头，往往能迎险而上，挺身而出。他们平时所做的那些平平常常的小事、琐事、好事，好像是为那样的壮举做铺垫、做准备的。英雄的壮举理应受到称颂，但千千万万并无壮举的“英雄”的小事、琐事、好事，也同样难能可贵，也应受到人们的推崇，而不应被忽视、淡忘。

　　我今年已经80多岁了，努力写了一些革命历史题材和红色题材文学作品，也在走近英雄人物和先进模范人物的过程中，受到心灵的震撼和精神的洗礼。写英模事迹，也要常怀英模之情，崇尚英模之举。退休后，我与其他老军人一起参加了太行老区的扶贫帮困。看到河北赞皇一个落后的贫困山村，一跃成为全省发展的典型时，我们的激动之情难以言表。当把这种经历体验熔铸在写作中时，我对笔下的英雄人物也更理解，更有信心把他们的事迹写得可歌可泣、可敬可学。

　　和平年代，我们依然需要有筋骨、有温度、有力量的红色题材作品，传记文学在这方面大有可为。要坚持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有机结合，通过一个个生动立体的人物形象，写好红色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把红色历史讲到当代读者心里，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