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以下简称“丛书”）迎来出版1000种这一里程碑。

　　42年，1000种，累计销量数千万册……作为我国现代出版史上规模宏大的学术翻译工程，丛书在浩如烟海的外国学术名著中精选精译，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打造参考“锚点”，为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注入知识的力量。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这个金字招牌已经深入人心。柏拉图《理想国》、卢梭《社会契约论》、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等经典之作常销常热。

　　近日，随着《哲学原理》《古典罗马法》《认知语言学》等“上新”，丛书千种主题展览在京揭幕，出版研讨会同步举行，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开启丛书出版新的篇章。

　　“想看得更远，就得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1982年50种，1996年300种，2011年500种，2024年1000种……一组组数字像一个个脚印，标记着中国人汲取世界学术营养的历程。“想走得更远，必须先看得更远，而想看得更远，就得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谈到丛书的重要意义，历史学家、清华大学教授何兆武曾这样说。

　　这是一套始终与时代紧密相连的丛书。把时间轴拉长，以学术出版扛起文明开化交流互鉴之重任，肇始于百年前风云激荡的年代。190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严复译赫胥黎《天演论》，物竞天择学说深刻影响了近现代中国。随后，汇集当时各种学术思潮的丛书陆续推出，为开启民智、救亡图存带来“远方的蒲公英”。

　　改革开放初期，学术读物需求剧增，一度出现“图书荒”。在丛书第一辑发刊词中，商务印书馆时任总编辑陈原感慨：“这套丛书的出版，是时代的需要。”黑格尔《美学》、米涅《法国革命史》、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等一批译著问世，为一代青年学子铺开广阔的学术与求知之路。“我们这代学者就是以这套书为铺路石，一点点确立起当代中国的学术规范。”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韩震说。

　　今天，中国学界早已摆脱“图书荒”，对丛书出版的期待，从“有没有”变为“好不好、多不多”，时代召唤着学科种类更丰富、翻译质量更高、视野更开阔的学术译作。

　　“近年来，丛书出版有两个特点，一是时间放宽，二是地区和语言范围不断扩大。”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李霞表示。收录的时间下限，由过去约定俗成的“原著出版于1848年之前”，逐渐向后推至20世纪40年代、80年代乃至世纪末。同时，编者也将目光更多投向西方文明之外，越来越多中亚、东南亚、拉美等地区的经典著作次第上架，从原语种直接翻译的著作日渐增加，带来原汁原味的学术食粮。

　　“以开放的态度，借鉴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

　　“啃下一本汉译名著，就像在自己的学术生涯刻下一处坐标。”北京大学在读博士生张鹏瀚说。

　　2017年，一名外卖小哥一边等餐、一边看《西方哲学史》的视频走红互联网；地铁公交上，不少读者手持丛书、聚精会神阅读的照片，引发社交媒体上的探讨与共鸣；书店里，在庄重震撼的丛书五色“彩虹书墙”前，向往知识的人们打卡拍照……

　　丛书为什么如此受欢迎？除了选题精当、译文优良、体例严谨，更在于其广泛收录不同文明的经典之作。商务印书馆总编辑陈小文认为，汉译名著具有经典性和系统性两大特点，所选书目均为代表各时代、各国家、各民族思想和文化精粹的学术经典。

　　“翻译经典，不仅是两种语言的对应，更是两种思想的对话。”对商务印书馆学术编辑中心主任李婷婷来说，丛书译者的这句话令她记忆深刻。小到一个词，大到一个选本，丛书翻译始终体现着时代气息，始终展现着今天的中国人如何看待人类的思想精华。“汉译名著是要在人类精神世界中找到‘锚点’，服务当下和未来的读者。”李婷婷说。

　　这座知识的殿堂，由出版界与学术界合力筑就，凝聚着几代人的心血。美学家朱光潜在辞世前三天，趁家人不在，艰难地向楼上书房爬去，为的是把维柯《新科学》注释部分完成。历史学家戚国淦年逾耄耋，坚持为多种书目撰写序言，他说“序言写好了，也是学术论文”。

　　今天，一批年富力强、充满热情的译者接过“接力棒”。长期从事学术译介的学者张卜天，以“开拓中文语言边界”的态度进行研究型翻译，经常为一个词爬梳几种语言的原著，终成“没有翻译腔”的《文明的滴定》，让“李约瑟难题”被更多学者和普通读者关注。

　　每一个参与者的专注与用心，汇聚成蔚为大观的千种“汉译”，滋养着渴望知识的心田。“汉译名著打开了一扇世界学术事业发展的窗户，让我们能够以开放的态度，借鉴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它推动了中国学术的现代化和世界化。”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原副院长高培勇表示。

　　“从现在开始，我们朝着丛书2000种，扬帆再出发”

　　橙、绿、蓝、黄、褐专色墨样一字排开，蒲公英标识烫金铜版小巧精美。在主题展上，两组展品吸引参观者驻足。丛书封面印制的五种色彩和一朵蒲公英，成为万千读者心中“知识”的形象代表。

　　“王曦同志：对信中所列的几个问题，修改如下……”墨绿色的方格稿纸上，工整书写着译者对编辑的答复；“老师您好，我查看了一下外文，这里对应的德文应该是……”微信对话框里，编辑与译者的沟通图文并茂。主题展上的另一组陈列，展示了几代丛书编辑与译者的沟通往事，字里行间，洋溢着切磋琢磨、精益求精的精神。

　　“这套书太厚重了，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它。”投身丛书出版工作20多年，李霞如此感慨。用情用心，是因为在编辑团队看来，他们担负着一种文化使命。做汉译，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往前看，有几辈人积累下的经验，往后看，有未完成的目标，如果没做好，既有愧先贤，更有愧来者。

　　以学术译作肩负起文明互鉴使命，需要扎实的专业素养。近年来，根据出版需求和学界需要，商务印书馆持续壮大丛书编辑力量。丛书编辑都是哲学社会科学各专业出身，过去，懂小语种的编辑较为匮乏，翻译法文、德文、拉丁文等著作，只好以英译本为对象，难免造成信息损耗，往小了说，可能影响读者理解，往大了说，甚至不利于国际学术交流。现在，随着掌握各种语言的编辑队伍不断充实，编辑专业能力进一步提高，原汁原味的译作不断涌现。

　　定期召开选题规划会，严选书目，正式翻译前进行试译稿审核……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品控”规范，难以支撑如此庞大的出版工程。如今，数十年经验凝结成《汉译名著编辑出版体例规范》《商务印书馆学术译著翻译规范》等规范性文件，涵养着高质量译作接续生长的土壤。

　　尤为特别的是，丛书实行筛选机制。进入选题范围的书目，先以单行本形式出版，或纳入各学科名著译丛出版，进而考察社会对该译本的评价。那些经过读者检验并最后通过专家论证会考评的书目，才能正式入选“汉译名著”。

　　谈到译介外国学术名著，山东大学特聘教授洪汉鼎表示：“我们不是西化，而是吸收他们好的东西、优化我们的传统。”

　　“从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高度上看，1000种太少了。不怕规模大、不怕时间长、不怕难度高，从现在开始，我们朝着丛书2000种，扬帆再出发。”商务印书馆党委书记、执行董事顾青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