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分类中，我们有不可移动的古建筑群，也有近200万件（套）可移动文物，其中90%以上属于珍贵文物，占全国珍贵文物的43%以上。数字背后是沉甸甸的责任。在文物保护实践中，我们始终坚持“最小干预”和“预防性保护”原则。就像中医提倡“治未病”，文物保护同样强调提前干预潜在风险。近年来，我们运用精细化数字采集技术，对古建彩画、建筑本体进行动态记录与比对，实现实时监测，大幅提升保护精准度。这些科技手段的应用，让古老的文物获得了更科学的呵护。文物保护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每一代故宫人都有责任将这份文化遗产完整地交给下一代。

　　深入阐释文物的多元价值，才能更好传递其蕴含的古代思想智慧。孔子曰：“器以藏礼”。每一件文物都承载着特定时代的制度、习俗与精神追求。在故宫，我们可以看到国家政权的象征青铜礼器、皇帝御玺，记录文化的典籍《康熙字典》《四库全书》，反映科技成就的仪器、工具，还有展现艺术造诣的书画、工艺品。这些文物从历史、艺术、科学等多个维度，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的整体记忆。我们在研究中特别重视历史图像学，通过文物与文献、档案的互证，立体阐释宫廷礼制中的文化内涵。例如，养心殿三希堂不仅是乾隆帝收藏稀世法帖的书房，其命名更寄托了“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的儒家人生追求。文物背后这些深层的价值观念，正是我们今天需要传承与弘扬的精髓。

　　连接大众，让文物在当代生活中“活”起来。故宫博物院的百年历程，本身就是从皇家私产到公共文化资源的转型。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标志着紫禁城向公众开放。2025年是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作为一名在故宫工作了30多年的“故宫人”，我深感我们更有责任让文化遗产真正走进寻常百姓家，坚持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

　　在策展实践中，我们不断探索如何让文物“说话”。数字技术为文化传播打开了新的空间。进入“数字多宝阁”，观众可以360度甚至720度欣赏文物细节；《画游千里江山》将《千里江山图》进行数字化转译，画中烟波浩渺的江河“跃出”纸面。这些创新手段，打破了时空限制，让更多人得以领略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站在故宫博物院新百年的起点上，我们深切感受到文物保护与文化传承的时代意义。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宛如一根丝线，将一代代中国人相连，这根线不能在我们手中断裂。对年轻一代的文化传承者，我寄予厚望。文物保护是一项需要耐心与热情的事业，既要学习传统技艺，也要掌握现代科技；既要深耕本土文化，也要具备国际视野。唯有如此，才能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地传承下去，才能真正让故宫成为世界读懂中华文明、读懂中华民族的重要窗口。

　　（作者为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