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汪曾祺的研究，正式开始于1981年8月我在《北京文学》发表的近万字的《动人的风俗画——漫评汪曾祺的三篇小说》。当时，我还没有见过汪老本人，我内心赋予这篇近万字的长文太多的内涵：一是作为家乡文学后辈的我，对乡贤的敬意；二是从此文开始，我与汪老建立起正常书信往来。到去世之前，他总共亲笔给我写过38封信。此外，也是从此文开始，不但我的写作多次得到汪老的指导与关心，他还信任地将他第一次出文集的重任全权交由我负责。1993年9月，这部4卷5册的《汪曾祺文集》，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短短一年之内连印5次，获江苏省人民政府颁发的第三届江苏文学艺术奖。

　　汪老生前从一开始就亲切地称我是他的“小同乡”；后来，他在为由我主编的《汪曾祺文集》写下的《文集自序》中，亲切地称我是他的“朋友”！我觉得愧不敢当。

　　1940年的最后一天，我出生于江苏高邮东乡一个名叫“南荡村”的地方。故乡地处偏僻，交通不便，经济欠发达，但民风淳朴，崇尚耕读。我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从小喜欢看书，居然朦朦胧胧遐想：长大以后，做个识文懂礼、自食其力的文化人。12岁，父母节衣缩食送我出外求学，我对文学之爱逐渐加深。1959年秋，我考入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年末，一篇不足千字的文艺短评在上海《萌芽》杂志发表，迈出了我在文学道路上的第一步。我的写作之路终于慢慢走上正途，与汪曾祺有密切关系。

　　改革开放后，一度搁笔当编辑的汪曾祺复出文坛，以独具一格的艺术手法，写下《受戒》《大淖记事》等一大批以故乡高邮的旧生活为题材的作品，震动文坛。当时，有不少人打听，“从哪里冒出来的汪曾祺？”我与汪曾祺同乡，与汪曾祺的弟弟汪曾庆高中同班，因此要比一般的研究者早二三年开始研究汪曾祺。那些多年来从高邮当地生活中了解、采访、积累起来的大量原生态素材，对正渴望了解汪曾祺的广大读者来说，是及时的，也是需要的。我也因看清属于自己的写作方向而欢欣。1984年8月，我调到省里工作，人生命运发生重大转折。几乎与此同时，我下定决心，今后就将研究汪曾祺和“说真话、写真事、抒真情”的“三真”散文写作，作为自己的终身追求。

　　1920年3月5日，汪曾祺出生于高邮。1939年夏，19岁的汪曾祺离家辗转多地、不远千里奔赴昆明，报考西南联大中文系，就是冲着西南联大有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等著名学者。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在沈从文的指导下开始发表小说，崭露头角，受文坛瞩目。上世纪50年代，他一直在各种文艺刊物做编辑，后来又调入北京京剧团担任编剧。新时期到来后，汪曾祺在时代感召下复出文坛。他对改革开放充满感激之情，这是汪曾祺发自肺腑的真诚的爱。高邮人对汪曾祺创作上取得的成绩，感到自豪和骄傲，“古有秦少游，今有汪曾祺”的高邮民间评价，迅速传播开去。

　　去年是汪曾祺诞辰105周年，4月6日的《新民晚报·星期天夜光杯》“记忆”专版，推出《人间送小温——回忆汪曾祺》专版。此版由资深编辑郭影策划，由我撰文、提供图片。郭影在专版开头写了诗样导语：“‘汪曾祺是名副其实的好作家、好老头。’他出生于春天。这个春天，我们读一读他的故事，品一品他对故乡的情，对人的温。”我则在全版的最后，满怀深情地写道：“作为高邮人，我为自己与汪曾祺同乡深感荣幸；作为文学爱好者，我为宣传汪曾祺努力做些力所能及的具体事，觉得快乐。”

　　空闲时回眸走过的路，我曾出版8本关于宣传、研究汪曾祺的专著或评论集，稍感遗憾的是，汪老生前从没有为我的书题写过书名。并非我没机会，而是不忍叨扰汪老。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个遗憾却在他辞世20年后，意外得到弥补。

　　1993年上半年，我在主编《汪曾祺文集》时，注意到江苏电视台文艺部新创办的“文学与欣赏”专题栏目，开播后的收视率不断攀升。我灵感忽至，特地到电视台与台领导和专题片导演协商，建议他们拍摄一部汪曾祺的专题片，得到他们的热情支持。导演景国真才思敏捷、思维活跃，听我介绍了汪曾祺的有关情况后，当即提出专题片就定名为《梦故乡》，还不无幽默地对我提出两个要求作为“交换”，一是请汪老为专题片题写片名，二是请汪老创作一首主题歌。我当然迅速与汪老联系落实。专题片《梦故乡》在3个月内摄制完成并播出，反响很好。这是汪老生前拍摄的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保存有他原声和影像的影视资料，弥足珍贵。中央电视台很快转播，汪老写的主题歌《我的家乡在高邮》，至今仍在传唱。

　　2017年5月，为纪念汪曾祺逝世20周年，高邮市委宣传部邀请我主编一部汪曾祺写故乡高邮的作品总汇，全书70多万字，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书名正好用上汪老为专题片题写的“梦故乡”，后该书被评为2017年度十本“中国最美的书”之一。我主编的书终于用上汪曾祺生前亲笔写下的墨宝，再无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