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十年（815年），身为太子左赞善大夫的白居易，被一直嫉恨他的宦官和权臣们捏造罪名，贬为江州司马。第二年秋，白居易写下千古名篇《琵琶行》。

　　沧海桑田。今年高考语文全国二卷，《琵琶行》中的名句“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现身默写题，话题“真考《琵琶行》了”登上热搜——一首由《琵琶行》原词改编的古风歌曲，是众多考生备考时的专属解压歌曲。白居易诗作的流传度和影响力可见一斑。

　　南京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莫砺锋的《白居易十讲》，面向传统文化爱好者对白居易其人其作展开亲切而深入的解读。全书共分十讲加《白居易简谱》，十讲之中基本是以白居易的生平先后为顺序，但对于“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的《长恨歌》与《琵琶行》，分别花了两讲独立的笔墨，进行细致入微的分析。整部书建立在作者几十年唐代文学研究的积累之上，构思精妙，内容丰厚，于平淡文笔中体现醇厚功力。

　　书中多维度呈现白居易的形象，其中，“忠贞之士”与“多情才子”最让人印象深刻。白居易所处的中唐时代，一个明显的弊端就是宦官专权。书中特别指出，白居易对唐宪宗忌惮的宦官俱文珍、吐突承璀都敢于抨击。要知道“当时的白居易并不是一个寓居杭州的悠闲文人，而是掌管一州政务的地方长官”，任杭州刺史、苏州刺史时，他在兴修水利、治理西湖、开挖山塘等方面卓有成绩，深受当地百姓爱戴。

　　白居易坦言“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作者对这一心声给予理解之同情，在书中着重观照白居易壮年时代激切质直的政治表现。在多年仕宦生涯中，正直且敏感的白居易，把中国本来不甚发达的叙事诗，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高峰，《新丰折臂翁》《卖炭翁》《井底引银瓶》《江南遇天宝乐叟》是其中名篇。

　　金代文学理论家王若虚说白居易之诗“情致曲尽，入人肝脾”——这是白居易旺盛艺术生命力的象征，而这一生命力的最主要来源，就是白居易的“多情”。白居易的丰富生平、仕宦经历以及特有的细腻心理，让他体悟到了“情”的可贵，并将其形诸笔墨，变成一篇篇不朽的传奇之作。

　　这位多情才子写于元和元年（806年）冬的《长恨歌》，是以“出世之才”写“希代之事”。一问世，就有“万口竞传”的盛况。天子蒙尘，美人黄土，叙述唐玄宗与杨贵妃爱情的这篇长诗洋洋洒洒，但不堆砌典故。王国维认为，800多字的《长恨歌》，用典不过“小玉双成”四字。用白描的手法写情叙景，白居易可谓旷代高手。至于《琵琶行》，更是“巧妙地将琵琶女的不幸和自己的不幸联结起来”，莫砺锋说此诗艺术水准固然极高，但打动古今中外读者的，依旧是一个“情”字，“异质同构”的命运使他们在浔阳江头偶然相遇，“同情是一切善良的人们都能具备的本性”。

　　本书虽然侧重唐代文学的讲述，但在涉及唐代制度之处，不乏真知灼见。比如江州司马是官秩五品，可以穿“浅绯”，为什么白居易却是“青衫湿”呢？作者在分析中引入对“借绯”制度的考证，看似闲庭信步，却体现了“文史校雠”的学术传统。

　　诚然，白居易曾自云“世间富贵应无分，身后文章合有名。”但倘若没有《白居易十讲》这一本剖析入微的著作，我们恐怕很难理解、还原一个“全景相”的白乐天。从这个角度来看，莫老师真可谓白居易的百代知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