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电视剧《九个弹孔》与观众见面了。这部作品聚焦主人公李智信从1932年至1949年近20年的生命历程，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重大历史节点熔于一炉。创作伊始，我们便确立了关键意象——“弹孔”。

　　这是源于对历史的敬畏：翻阅湖北革命史，开国大将徐海东9次负伤，李人林14次挂彩……我们将这些散落在史料里的“伤疤”，凝结为李智信身上的“九个弹孔”。从“李家的儿子”到“红军的战士”，实现这一转变的“桥梁”正是弹孔。

　　这九个弹孔，是我们打破常规叙事的尝试，也是走进英雄灵魂的切口。从“记录事件”到“走进灵魂”，是军事题材剧本写作中的重要环节。如果用战役串联剧情，观众看到的只是历史的“外部骨架”：哪场仗赢了、怎么赢的。但是选择用“弹孔”串联，我们便能钻进历史的“内部”，观察子弹打在哪里、那一刻的人物在想什么。

　　剧中的李智信，带着家仇和个人恩怨进入了革命队伍。他的第一个弹孔，刻下的是受压迫的无力感；而第九个弹孔，却是他为制止小战士私报家仇而留下的。从“欲报私仇”到“制止私仇”，心境天差地别。这中间的每一次负伤，都不是简单的肉体创伤，而是精神的烈度计。正如剧中赫新生团长提醒他的关于炼铁锻刀的隐喻：同样的铁，锤炼不当便是残刀。正是在这9次“向死而生”的锤炼中，李智信从一个山伢子成长为懂得“为何而战”的将领。

　　拒绝扁平逻辑，正视“不完美”，是剧本创作要跨越的又一个关口。为了避免战争戏的同质化审美，我们有意用一次次“扛住”提炼出人物的品格。九个弹孔的故事各不相同：第一次是懵懂负伤，中间是为掩护战友，最后一次是孤军断后。每一个弹孔都对应着一种情感状态和信念阶段。我们写胜利，也写失败、牺牲和疼痛。比如，战友被误伤后的彻夜难眠，被困时的短暂动摇。战斗是背景板，弹孔是心理坐标。这些“不完美”的瞬间，回答的是“他们为什么成为英雄”。

　　这种创作思路在人物塑造上尤为明显。无论李智信还是黄埔生、潘祖望，他们的信仰都不是空中楼阁，每一个转变都有结实的内在逻辑。特别是剧中两次关键的“开枪”：第一次是私怨驱动，李智信偷枪下山只为报杀母之仇，他是被动的复仇者；第二次是使命驱动，他攀上悬崖炸毁机枪，心中想的是“我不死，下面几十个战友都得死”。这两次的区别，正是他从“李家的儿子”转变为“红军的战士”的分水岭。

　　剧集播出了，我一边收集观众的评价，一边问自己：我们在今天讲述这样一个故事，意义何在？答案或许有些“反直觉”：我们不是在讲一个人怎么受伤，而是讲一个人怎么“扛住”。

　　当下的年轻人也许会困于不确定的情绪之中。李智信面对的处境远比我们残酷：家破人亡、弹尽粮绝。他的九个弹孔，本质上是9次人生至暗时刻。我们没有把他写成天生神勇——他第一次负伤会哭，饿极了会晕倒。这种“凡人感”是为了告诉观众：英雄不是不怕，而是即使恐惧，依然选择前行。

　　剧中李智信从“为家仇”到“为人民”的转变，在今天可以翻译成从“为自己而活”到“找到比个体更大的意义”。这九个弹孔承载的不是复仇的快感，而是选择的重量：你愿意为什么事、什么人，扛住命运的子弹？

　　我们希望年轻人不仅仅“敬仰”一个遥远的英雄，而且希望他们在李智信身上看到自己。看到一个人在被命运击穿无数次后，如何把“为什么是我”的痛苦，转化为“为什么不能是我”的担当。九个弹孔不是伤痕展览，而是一个关于“可能性”的答案：人在至暗时刻，依然可以选择光亮。

　　这，就是《九个弹孔》在今天依然值得被讲述的理由。

　　（作者为电视剧《九个弹孔》编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