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2月28日，是我国氢弹原理试验成功60周年。在有关部门协调下，6月初，我有幸来到新疆马兰并进入当年的试验场，寻访中国“氢弹之父”于敏的足迹。

　　于敏先生所到之处，这些年来我基本走到，虽然脚步匆匆，但受益匪浅。马兰及其试验场是我唯一不曾到达的地方。为了中国的核武器事业，于敏一生至少7次到过马兰及其试验场。我想知道他们当年走过的路是怎样的？他们居住的地方是怎样的？指挥这场伟大战役的指挥所是怎样的？那朵蘑菇云腾起的地方如今是怎样的？

　　陪我前往的是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两位年轻人，开车的是老司机杨显勇。说他是老司机，不是他年龄大，而是他驾龄长。

　　6月的新疆和硕，成片的马兰花竞相绽放，细长的叶片间，淡紫色的花瓣舒展如蝶，随风摇曳。这扎根戈壁的紫色花海，以最朴素的姿态，展现着小城柔美与坚韧交织的风光。

　　上午8点半，车轮碾过碎石，我们从乌什塔拉乡起程，向着目的地进发。

　　看着遍地开放的马兰花，我们四人你一句我一句唱起了《马兰花开》那首儿歌：

　　小皮球，架脚踢，

　　马兰开花二十一。

　　二八二五六，二八二五七，

　　二八二九三十一。

　　…………

　　在欢快的气氛中，随着车辆的不断深入，另一番景象进入视野：无边无际的风蚀土墩与沟槽。杨师傅说，这是此地最具标志性的雅丹地貌。土墩与沟槽是干燥的土地，经多年的风蚀形成，既似有序的相间排列，又似无序的偶然组合。土墩，在阳光的折射下，呈现出一种朦胧而不真实的苍凉，仿佛一座座连天接地沉默不语的古堡。

　　我问杨师傅，在这条路上你走了多少次？他笑着回答“记不住了”，话语里透着骄傲。因为，走这条路是需要资格的。他似乎和所有哨所的人都熟，每经过一处，都要放慢车速，打开车窗打个招呼。我说：“你走的趟数多，情况熟，有该看的地方一定要提醒我。”他笑着说：“放心，一定让你满意。”

　　在车上有说有笑地走了大约半小时，杨师傅忽然问我：“夫妻树，想看不？”

　　我问：“夫妻树，有故事？”

　　他说：“当然。”

　　我说：“一定看。”

　　他右打方向盘，驶下公路，驶过一片沙土地，停了车。

　　这是一棵老榆树。准确地讲，这是两棵绞在一起的老榆树，屈曲盘旋，枝叶横斜，沧桑苍劲。树的左边立着一块一米半见方的石碑，碑上的文字和石碑颜色一致，不大看得清楚。就在我们凑近石碑，艰难辨认的时候，杨师傅拿来一瓶矿泉水，从上到下浇到石碑上。这一浇，字从石碑上清晰地跳了出来：

　　1963年，工程兵科研三所副所长王茹芝调到研究所一室任主任，其丈夫张相麟也奉命随其他参试单位到基地执行任务。他们遵守“上不告父母、下不示妻儿”的保密要求，各自隐情出发，慷慨西行。在赴核试验场区执行首次核试验任务途中，他们在这棵老榆树下等车时偶然相遇，方知两人是为了同一项任务而来。张爱萍上将听了这个故事，称赞他们是祖国的好儿女，并将这棵树命名为“夫妻树”。

　　杨师傅告诉我，马兰基地有20个纪念标识物，“夫妻树”居首。

　　我站在这棵树下，久久仰视，泪水溢出了眼眶。

　　许国以身，许你以心，这样的夫妻，是一种什么境界呢？我想知道这对夫妻更多的细节，但是这里没有，而且连一张图像都没有。

　　他们属于大漠戈壁那个风雷激荡的年代，他们的爱情都有别样厚重的底色。花前月下的呢喃，他们也许有过，但更多的是沉默、分别、付出、等待，是相濡以沫的守望，是默默无声的支持。

　　在这片被历史尘封的戈壁滩上，这样的伉俪还有多少？谁也说不清楚。但在写作于敏故事的过程中，我知道了很多这样的伉俪，我记住了他们。

　　钱三强与何泽慧，被誉为“中国的居里夫妇”，他们用一生书写了关于家国与爱人的绝美篇章。从清华园物理系的同窗求学，到巴黎居里实验室的并肩作战，他们曾一同捕捉到铀核三分裂、四分裂的奇异火花。那火花绚烂、美丽、迷人。然而，当刚刚诞生的新中国的召唤跨越重洋传来，他们毫不犹豫地放弃锦绣前程，回到了百废待兴的祖国的怀抱。钱三强运筹帷幄，何泽慧深潜微观。他们的爱，是两个智慧灵魂的共振，是一对携手攀登的身影。

　　如果说钱三强、何泽慧的爱是并肩作战的豪迈，那么郭永怀与李佩的爱，则是一曲凄美壮烈的绝响。

　　郭永怀，1960年离开北京到大西北开始秘密工作，到1968年牺牲，约8年时间与家人聚少离多。妻子从不知道他在哪里、在干什么。1968年12月5日凌晨，在青海完成重要工作后，他连夜乘飞机返京报告，不料飞机在降落时坠毁。救援人员在现场发现，郭永怀和警卫员的遗体紧紧抱在一起，两人中间夹着的公文包里所装的绝密资料完好无损。周恩来总理得知消息后十分震惊，特别指示：“别人可以不见报，郭永怀必须见报。”随后，人民日报发布了讣告。直到此时，李佩才知道，丈夫这些年是在搞这么伟大的事业。在痛失挚爱后，李佩将无尽悲痛化作对国家教育事业的倾注。晚年，她又倾尽毕生积蓄，创办中关村大讲堂，并将郭永怀的抚恤金和积蓄全部捐献给国家。

　　还有于敏与孙玉芹。20多年的隐姓埋名，于敏将名字化作绝密，将身影融入荒漠。孙玉芹用柔弱的双肩，扛起了家庭的重担，在漫长的等待中，守候着回家很少又来去匆匆的丈夫。直到氢弹的巨响震惊世界，她才读懂了丈夫沉默背后的惊雷。妻子去世后，于敏陷入了不能自拔的痛苦，经常对着妻子的遗像一次次流泪：你是累死的，你照顾了我55年，这个世界上，我唯一亏欠的人是你呀。他经常借元稹的诗表达自己的痛切思念：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

　　1958年夏天的一个夜晚，邓稼先接到参与原子弹研制工作的任务。回到家后，他辗转难眠，最终和妻子有了下面这段对话。

　　邓稼先：“我要调动工作了。”

　　许鹿希：“调到哪里去？”

　　邓稼先：“这不能说。”

　　许鹿希：“做什么工作？”

　　邓稼先：“这也不能说。”

　　许鹿希：“你给我一个信箱号码，我跟你通信，行吧？”

　　邓稼先：“这恐怕也不行。”

　　许鹿希：“真奇怪。”

　　邓稼先：“我今后恐怕照顾不了这个家了，家里全靠你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

　　许鹿希短暂沉默后说：“放心吧，我支持你！”

　　在完全不知道丈夫去向、不知他在做什么甚至不能通信的情况下，只凭一句“为它死了也值得”，许鹿希就说出“我支持你”。这份信任与支持，怎不令人动容？

　　邓稼先去世后，中央领导询问许鹿希有什么困难和要求，她的回答是：“请派个医疗队给基地的同志们检查一次身体，他们的生活太艰苦了。”

　　她没有为自己提任何要求。

　　是的，他们的生活太艰苦。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几乎无法想象出来。住的是地窝子、干打垒，都是在如此荒凉的地方，都是如此低矮、简陋。即使是当年的指挥所，也是有门无窗，或者只有一个小小的透气孔。土坯做的大大的火炉子，是房间里必不可少的“重器”，所有人必须靠着它度过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严冬。滴水贵如油，只有这里才能体会得到。因为缺水，他们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一三五洗脸，二四六刷牙，周日干擦。

　　在茫茫戈壁，他们那代人留下的生活和工作痕迹，不仅记录着当年的无比艰辛，更向人们诉说着当年的热火朝天、青春勃发。它们的一部分已被修缮保护起来了，一部分却像楼兰古城一样，在风沙中慢慢消失。望着这些残垣断壁，我的心仿佛被一种东西啃噬着。

　　我不知道，王茹芝、张相麟是否曾在这里同住？何泽慧、李佩、孙玉芹、许鹿希是否参观过这里？参观后留下了怎样的感慨？但我能够想象到，如果她们来过这里，一定会泪流满面，她们的眼泪里包含的绝不仅仅是小家的悲欢，而是对整整一代人奋斗人生的深情。

　　如今，当我们把“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作为一种祝福送给一对又一对新人时，夫妻树，你告诉我：有一种极致的浪漫，是无法执子之手；有一种深沉的爱情，是无法与子偕老。

　　夫妻树，这大漠戈壁中的绿，这永不枯萎的绿，在我的心中，像风吹的马兰花，一波一波地荡漾开来。